News-banner
《腾讯传:1998—2012》独家连载正式启动
发布时间:2014-09-25 编辑:朱晨芸 来源:企业研究院

     由蓝狮子企业研究院策划,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执笔的《腾讯传:1998-2012》,于2014年9月15日正式上线吴晓波频道(微信号:wuxiaobopd)独家连载,同时预售纸质版图书。
     该书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本由腾讯官方授权的著作。吴晓波历时3年,为读者独家揭秘中国互联网巨擘——腾讯背后激动人心的创业故事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谁能定义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文/吴晓波
     “我们一起来摇,一二三,摇!”南方深秋的空气中发出了来复枪上膛的声音,咔嚓、咔嚓,清脆而性感。
这是 2011 年 11 月的傍晚,我与马化腾站在深圳威尼斯酒店的门口,临分手前,他教我下载微信,并用“摇一摇”的功能“互粉”。此时,腾讯与 360 的那场著名的战争刚刚尘埃落定,而新浪微博与腾讯微博正为争夺用户打得不可开交。马化腾告诉我,微信是腾讯新上线的一个产品,已经有 3000 多万的用户,并且每天新增 20 万。“因为有微信,所以,微博的战争已经结束了。”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,语调低沉,不容置疑。
     在与马化腾此次见面的两个月前,腾讯的另外两位创始人张志东和陈一丹到杭州,我们在龙井村御树下喝茶,他们希望由我来创作一部腾讯企业史。“我们保证不干涉创作的独立性,并可以安排任何员工接受采访。”我得到了这样的承诺。
在后来的两年多里,我访谈了六十多位人士,包括副总裁级别的高管、一些部门总经理以及退休或离职人员,查阅了我所希望得到的内部资料和文件,此外还走访了互联网业界的从业者、观察家和腾讯的竞争对手。
我从来没有花这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调研一家公司——以后恐怕也不会有了,更糟糕的是,我没有能够完全地找到其“成长的密码”,甚至在某一些方面,我被更浓烈的疑惑所困扰。呈现在我眼前的腾讯,宛如一只正在进化中的生物体,我们对它的过往经历所知不详,然而更被它正在发生的进化所吸引和裹挟。
    在很长的时期里,腾讯是中国互联网世界里的一个秘密。
    它门扉紧掩,既不接受媒体的深度采访,也婉拒学术界的调研,哈佛、北大以及中欧商学院等都提出过案例创作的要求,但没有一家得到允许。马化腾很少接受采访,也不太出席公开活动,他像一个极度低调的“国王”,避居于镁光灯之外。
更令人吃惊的是,甚至连腾讯也对自己的历史漫不经心。它的档案管理可以用“糟糕”两个字来形容,很多原始文件没有被保留下来,重要的内部会议几乎都没有文字记录,几乎所有的腾讯人都告诉我,腾讯是一家靠电子邮件来管理的公司,很多历史性的细节都分散于参与者的记忆和私人邮箱里。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,对这一景象非常的意外,而腾讯人居然很轻松地对我说:“在互联网行业里,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未来,昨天一旦过去,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”绝大多数的腾讯高管都是技术出身,他们对数据很敏感,可是对于我所需要的细节则一脸茫然。很多重要的场合没有留下任何影像——无论是照片或视频。
在调研和创作的过程中,我一直被三个问题所缠绕:
    --为什么是腾讯,而不是其他互联网公司,成为了当今中国市值最高、用户数最多、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?它的成功是一次战略规划的结果,还是偶然的产物?
    --为什么腾讯曾经遭遇空前的质疑,它所面临的模仿而不创新、封闭而不开放的指控是怎样形成的?性情温和的马化腾如何成为了很多人眼中的“全民公敌”?
    --中国互联网与美国互联网有什么异同?前者的繁荣是一次长期的追随之旅,还是有自己的东方式生存之道?
这三个问题来自于混沌的过往,又明晰地指向未来。我必须诚实地承认,对于一位写作者来说,它们的挑战性实在太大了。
    在任何一个文化创作领域,所有的从事者从来都面临“描述事实”及“发现本质”的双重困境。达•芬奇在论述画家的使命时曾说:“一个优秀画家应当描画两件主要的东西,即人和他的思想意图。第一件事做到很容易,第二件事情就很难。”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 1934 年的一次授课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,他说:“要知道我们说的东西很容易,但要知道我们为何这样说却非常难。”
企业史的创作,同样面临达•芬奇及维特根斯坦所阐述的困境:我们需要梳理企业的成长历程,以及陈述其发生的“思想意图”。在工业革命年代,研究者们的工作做得不错,无论是彼得•德鲁克的《公司的概念》,还是小钱德勒的“美国公司演进史”,都非常清晰以及具有远见性地描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企业图景。在中国,我们这一代财经作家对万科、海尔、联想等公司的企业史创作也可谓得心应手。
    可是,这一景象到了互联网年代突然变得吃力起来。近年来,美国财经作家的互联网公司史创作,譬如沃尔特•艾萨克森的《史蒂夫•乔布斯传》、布拉德•斯通的《一网打尽:贝佐斯与亚马逊时代》、大卫•柯克帕特里克的《 Facebook 效应 》等畅销书,都算不得传世之作。这并非是这一代作家的才华不足,而是裂变中的互联网经济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,造成了观察和定义的困难,这就如同没有一个摄影师、画家或记者,可以准确地描述乃至定格一座正在喷发中的火山。
因此,在过去的两年多里,我的创作一再地陷入停滞,在本书的某些部分,你可以读到我的犹豫和不解。到创作的后期,我放弃了“宏大叙事”和“原理架构”,而只把更多的精力专注于细节的挖掘和铺陈。我甚至坚持把创作的终点放在微信爆发的 2012 年。
    前几天,我的一位哲学教授朋友来杭州。闲聊中,我谈及了创作《腾讯传》的困扰。他引用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的观点宽慰我,这位以怪诞出名的解构主义大师说:“世上尚未发生过任何总结性的事情,也无人说过针对世界、或关于世界的最终总结。这世界是开放自由的,所有一切仍有待于将来,而且永远如此。”
    听闻至此,我不禁莞尔一笑。看来世界原本如此,互联网如此,腾讯亦如此。
既然这样,就允许我用自己的方式来慢慢地讲述腾讯的故事吧。从明天开始,从一个少年在 1986 年的春夜看见了哈雷彗星开始。
(该文转自微信公号:吴晓波频道,未经书面授权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转载或摘编。对于违反者,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)